锦绣山河，美丽中国向未来

——见证！首批国家公园五年成长述评

金秋十月，江山如画。我国首批国家公园一路栉风沐雨，刻下五年成长年轮。2021年10月12日，在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，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讲话，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、大熊猫、东北虎豹、海南热带雨林、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。23万平方公里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空间，从此迈入崭新的“国家公园时代”。

从体制破局到生态复苏，从万物共生到民生共赢——首批国家公园的五年成长，见证的不只是五个地理单元的生态蝶变，更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系统性重构，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。作为“国之大者”，首批国家公园五年的建设实践与砥砺成长，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卷轴上镌刻下鲜明印记，在万里山河间，为美丽中国树起一座座璀璨的生态地标。

破局：变九龙治水为统一高效

国家公园建设，难在何处？难在体制，难在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。

曾几何时，全国逾万处自然保护地，分属林业、农业、国土、环保、水利、海洋等多个部门——一座山，这边管林、那边管水；一个保护区，此地审批项目、彼地监管污染。权责交叉、标准不一，自然保护一度陷入“都管都难管”的窘境。完整的生态系统被人为切割，连贯的保护行动被条块分割所肢解，成为制约保护成效的最大瓶颈。国家公园之“国”，在于国家代表性、全民公益性——守护的不再是某个地方的一亩三分地，而是支撑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。

破局，始于体制改革。建立国家公园体制，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、亲自部署、亲自推动的生态文明体制重大改革，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。2013年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“建立国家公园体制”。2015年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。2017年，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》确立“生态保护第一、国家代表性、全民公益性”的核心理念。2018年，国务院机构改革，组建国家林草局并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子，国家公园实行国家林草局与省级人民政府双重管理体制，分散的权责就此“攥指成拳”。2022年，《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》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、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，全球最大国家公园体系的建设蓝图就此绘就。

破局，成于法治固基。2026年1月1日起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》施行——我国首部国家公园专门立法，将十余年探索实践凝练上升为国家意志，国家公园建设全面迈入法治化轨道。《国家公园标识》《国家公园项目建设指南》《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建设指南》等11项国家标准相继发布。十余载砥砺深耕，改革从“破题探路”走向“立柱立制”，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的“四梁八柱”巍然成型。

从“多头分割”走向“统一规范高效”，表面看是机构整合，深层则是理念重塑：自然生态系统本是有机整体，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，保护必须尊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、原真性，以全局视野、系统思维、法治方式一体施治。改革改到深处是体制，体制立根本靠法治。国家公园的体制破局与法治立制，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自然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。

新生：变生态之殇为万物复苏

国家公园建设，成效何在？数字最有说服力，也最能叩击人心。

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，野生东北虎由27只增至72只，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；2025年，监测系统首次捕捉“六虎同框”的罕见影像，一胎五崽刷新国内野生东北虎繁育数量纪录，核心分布区域重现“众山皆有虎”的壮阔景象。三江源，曾经因非法盗猎而种群锐减的藏羚羊，从20世纪90年代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多只，“高原精灵”再度成群奔腾。海南热带雨林，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，种群数量从仅存2群不足10只恢复至7群44只，成为全球珍稀物种保护的标志性范例。大熊猫野外种群稳步增至近1900只，旗舰物种的“伞护效应”惠及同域数以千计的伴生动植物。武夷山森林生态系统持续向好，新记录物种不断走进人们视野。

旗舰物种是生态系统的“晴雨表”，更是“伞护种”。虎豹归来，归来的绝不只是虎豹——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有蹄类动物种群相对丰富度增长一倍以上，印证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修复成效向好；藏羚羊种群壮大，背后是三江源草原、湿地、荒漠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的生命链条。权威评估显示，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，森林、草原、湿地等自然资源资产存量稳中有增，水源涵养、土壤保持、防风固沙、固碳释氧等生态服务价值持续提升。

细究其中，蕴含深刻的生态辩证法：国家公园生态修复坚持自然恢复为主，对生态功能严重退化区域辅以科学人工修复。既尊重自然演替的节律，又不消极等待，这是科学精神与制度理性的统一，更是生态受损走向万物复苏的生动注脚。

共赢：变单向索取为生态惠民

国家公园建设，根脉何在？根脉在人民。离开人民的理解与支持，保护就立不稳、行不远。 

很长一段时间，保护与民生常被视作此消彼长的“零和博弈”：要保护，群众的生产生活如何维系？国家公园用五年实践给出辩证答案：保护不是发展的对立面，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；生态优先，不是放弃民生，而是让民生扎根于更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上。

看身份之变。三江源国家公园内，约2.7万名牧民持证上岗，成为生态管护员，户均年收入增加1.2万—2.1万元。首批5个国家公园累计吸纳约5万名农牧民转型为生态管护员，从生态资源的“利用者”转为生态家园的“守护者”。一词之变，是生产方式的深刻转型，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校准——山水不再是单向索取的对象，而成为生态惠民的幸福家园。

看机制之变。国家公园法专设“参与和共享”一章，生态管护岗位优先聘用当地居民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持续健全，野生动物致害损失依法补偿、保险兜底。鼓励原有居民参与园区合规经营性服务，在家门口端稳、端牢“生态饭碗”。首批5个国家公园志愿者总数已超过1万人——保护力量，正从“政府独奏”走向“全民合唱”。

究其根本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，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。国家公园持续拓宽“两山”转化通道，把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价值，把保护责任转化为富民机遇，养山护山与兴业富民由此从“两难”走向“共赢”。一切保护，最终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；一切发展，归根结底依靠人民。

共生：变中国实践为中国方案

国家公园建设，意义何在？其意义不止于生态文明建设，更在于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探路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智慧。

打开历史视野，现代国家公园理念发端于1872年美国黄石公园。百余年来，国家公园成为各国守护自然家园的共同话语。而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探索实践，赋予这一世界话语全新内涵：不同于许多国家侧重“无人区的荒野保护”的模式，我国国家公园区域内及周边生活着大量村镇群众，我们探索出的是一条生态保护、绿色发展、民生改善相统一的中国道路。这根植于我国人口众多、人与自然深度共生的基本国情，也是“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”这一东方哲学的时代表达。

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“建立国家公园体制”，到国家公园建设纳入美丽中国宏伟蓝图，这项事业始终与国家发展大局同频共振。面向未来，蓝图愈发清晰。《国家公园法》明确严格国家公园设立的准入条件，不急于求成、不降格以求；核心保护区与一般控制区分区管控，实施最严格的保护制度。中国正稳步推进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家公园体系建设，为落实“昆明-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”贡献中国力量。

五年实践雄辩证明，国家公园建设回答了三重时代之问：保护与发展如何统一？坚持生态保护第一、统筹保护和发展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；当下与未来如何贯通？立足当下、着眼长远，为子孙后代计、为千秋万代谋；人与自然如何相处？摒弃征服自然的旧思路，转向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。三重回答，归于一点：中国式现代化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。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文明承诺，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抉择。

首批国家公园的五年成长，既是一部山河重塑的生态纪实，更是一份美丽中国建设的时代见证。它见证体制改革冲破条块分割的桎梏，见证万千生灵重归山野的勃勃生机，见证保护与民生从相互博弈走向协同共赢，为大国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实践答卷，沉淀出一套日趋完备的制度样本。

五年只是序章。未来，更多国家公园将在神州大地上有序设立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画卷，将更加恢弘壮阔、气象万千。（刘慎元）

 来源：中国绿色时报